一場百年接力的傳奇發(fā)掘者們
中國新聞周刊記者/鮑安琪
發(fā)于2021.3.29總第989期《中國新聞周刊》
1986年7月的四川廣漢炎熱異常，沒有一絲風，人坐著不動都會流汗。這種天氣下，鄉(xiāng)鎮(zhèn)企業(yè)南興鄉(xiāng)一磚廠仍然在日日取土作業(yè)。南興鄉(xiāng)原來叫東興人民公社，改革開放后在全國第一個摘掉了人民公社的牌子。
磚廠制磚需要大量的土，三星堆堆子便成為取土的好地方。
1980年四川省考古隊(即現(xiàn)在的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)進駐的時候，三星堆還有兩個半堆子，到1986年只剩大半個了，高高聳立著。
當地農民把這種土叫作“神仙土”。從陡坎最低處開挖，像挖地道一樣掘進，進到一定深度后，從頂上插入一根鋼釬，用力一撬，大塊的土就會坍塌，一天下來可以挖兩方左右。
考古隊和當地農民之間形成了一種奇特的“默契”關系。考古隊發(fā)掘過的地方，農民一般可以取土。這對他們來說也是一種便利，因為土里的“雜物”已經清理干凈了。有時他們挖到一些“稀奇”的東西，也會主動拿來給考古隊看。
問題是，農民挖土的速度，遠遠超過考古隊發(fā)掘的進度。這就像一場疲于奔命的賽跑。
“那時的三星堆遺址什么都不是，不是‘省�！�，更不是‘國保’，連‘縣�！疾皇�。那是三星堆最困難的時候�！碑敃r的考古隊領隊、三星堆著名的“二陳”之陳顯丹對《中國新聞周刊》感嘆。二陳都是考古隊領隊，當地農民工把陳德安叫“大陳老師”或“眼鏡陳老師”，把陳顯丹叫“小陳老師”。
但最困難的時候，也就是黎明破曉之時。1986年7月18日，三星堆“祭祀坑”橫空出世，一醒驚天下。
2005年，雷雨接替陳德安，擔任了三星堆考古隊領隊，現(xiàn)為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遺址工作站站長。從1984年接觸三星堆考古至今，他最深刻的感受是一定要堅持。
“堅持一定有收獲。”雷雨告訴《中國新聞周刊》。
發(fā)掘月亮灣
1963年，四川大學歷史系年輕助教林向和考古教研室另一位老師一起，來到廣漢月亮灣。他們是來給馮漢驥教授打前站的。
馮漢驥上世紀30年代赴美留學，先后在哈佛大學研究院人類學系和賓夕法尼亞大學人類學系學習，1936年夏獲賓夕法尼亞大學人類學哲學博士。此后他任教于哈佛大學，并兼任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(后改稱“哈佛燕京圖書館”)主任。因李濟之邀，他謝絕了校方擔任“終身教授”的挽留，回國與李濟共同創(chuàng)辦了中央研究院人類學研究所。抗戰(zhàn)內遷后，他籌建了四川博物館，主持發(fā)掘了王建墓。新中國成立后，他任四川博物館館長，兼任四川大學歷史系教授、考古教研室主任。
林向在川大歷史系讀完了本科和研究生。那時生活條件艱苦，沒有書架，就用磚支起床板當書架，但學術氛圍很好，“不像現(xiàn)在學校里逼你發(fā)論文”。當時想買自行車，沒有錢就找老師借。
每星期有一兩個晚上，他和師兄弟會到導師馮漢驥家里去。馮漢驥愛喝酒，常與歷史系主任、著名先秦史學家徐中舒教授對飲，林向等就陪著喝一點，聽他們談話。老師們會問他們讀書遇到了什么問題，他們就提出來請老師解答。“那個感覺好得很。”林向對《中國新聞周刊》回憶。
抗戰(zhàn)內遷期間，馮漢驥曾被聘為華西協(xié)合大學社會學系教授，與華西協(xié)合大學博物館館長葛維漢過從甚密。
葛維漢是三星堆第一位發(fā)掘者，1934年組織考古隊在月亮灣燕家院子附近進行了發(fā)掘，并提出了“廣漢文化”概念，從而揭開了三星堆考古研究的序幕。那次考古的出土文物，當地政府悉數捐贈給了葛維漢主持的華西協(xié)合大學博物館，如今依然完整無損地保存在四川大學博物館內。葛維漢當年制作的各式檔案資料也完好保存著，每件藏品流傳有緒。
由于這樣的歷史淵源，馮漢驥一直籌劃對月亮灣進一步考古。林向等打前站回來，帶回了一些陶豆、陶罐等殘片，“馮老師說有搞頭”。
1963年9月，四川省文管會和四川大學歷史系考古教研室聯(lián)合組成考古隊，由馮漢驥指導，對月亮灣遺址進行了新中國成立后首次發(fā)掘。15個學生參加了這次發(fā)掘。
月亮灣是一條形似月牙的土埂，當年發(fā)現(xiàn)大量玉石器的燕家院子就位于這里，經發(fā)掘后證明為城墻遺存。月亮灣土埂與三星堆堆子隔馬牧河相望，形成所謂“三星伴月”景觀。至于三星堆堆子到底是什么，現(xiàn)在還眾說紛紜。有人認為是城墻的一部分，有人認為是祭祀臺，原本是否為一個堆，也未可知。
之前人們以為月亮灣和三星堆是兩個獨立的遺址，隨著發(fā)掘的深入才意識到，實際上是同一個遺址的南北兩部分，北部為生活區(qū)，南部為祭祀區(qū)，故現(xiàn)在統(tǒng)稱為三星堆遺址。
那時，三星堆的土堆還有兩個半。這一帶的地勢北高南低，林向記得，馮漢驥坐在月亮灣土埂上望著三星堆說，你看這個地方有王者之氣，這里有可能是都邑。
發(fā)掘工作從9月23日進行到12月3日，發(fā)掘面積150平方米。馮漢驥跟學生們一起挖，工具只有平頭鏟和尖頭鏟，用平頭鏟刮土層，用尖頭鏟剔泥土。
林向說，那時的考古發(fā)掘還很不規(guī)范，有些人每次10厘米一層地挖，這是不對的。土色、土質不一樣，要分層的。
遺憾的是，發(fā)掘完不久，馮漢驥就病了，后來身體一直不好，因此這次的發(fā)掘成果一直沒能整理出來。直到30年后，才由當年參加發(fā)掘工作的馬繼賢寫成《廣漢月亮灣遺址發(fā)掘追記》。
這次發(fā)掘之后，三星堆再次沉寂。
“挖寶隊”
1972年，因為國家要舉辦出國文物展，考古工作先于其他行業(yè)得到恢復。北京大學歷史系62級考古班的趙殿增趁機申請歸隊。四川省組織部直接下函將他調到了四川省博物館，這在他所在的四川會東縣邊遠山區(qū)引起了轟動。
1973年初，他第一次出差，跟著李復華、王家佑等老學者去郫縣發(fā)掘漢代畫像石棺墓。五一節(jié)期間，他們在青城山上整理這次發(fā)掘的資料。這期間，同行的劉盤石在抄寫民族史學家任乃強的《華陽國志校補圖注》。
大家告訴他，華陽指華山之南，主要是今天的西南地區(qū)，以巴蜀為主。《華陽國志》成書于東晉，是中國第一本地方志，也是關于四川古代歷史最重要的文獻。李白就是看了這本書后才寫了著名的《蜀道難》：“蠶叢及魚鳧，開國何茫然。爾來四萬八千歲，不與秦塞通人煙�！�
“我們現(xiàn)在測定的古蜀國的歷史可以上溯到4800年前。李白恰好夸大了10倍�！壁w殿增笑說。
趙殿增也跟著抄錄了《華陽國志校補圖注》的一些章節(jié)，開始萌生了用考古方法探求蜀史之謎的念想。
年輕、科班出身的他提拔得很快。1975年，他擔任了四川省博物館古代史部(即后來的考古隊)副主任，負責日常工作。
他告訴《中國新聞周刊》，那時的考古工作基本都是配合基建，一旦有人發(fā)現(xiàn)了文物蹤跡就會給他們打電話，一天到晚都有人喊“老趙，電話！”。他當時形同“救火隊長”，并沒有機會一圓自己的夢想。
機緣終于在1980年春天到來。
這年4月13日，他和同事一起到四川彭縣，取回了西周窖藏剛出土的一批青銅器，其中包括了后來被定為“國寶”的兩件大銅罍。他們怕對方反悔，高興之余趕緊撤，中途無事，決定順便到廣漢月亮灣遺址去看看。
當時，三星堆的名聲還遠不如月亮灣大。他們開著北京大吉普，一路問道，到三星堆村口時，老鄉(xiāng)問他們找什么，他們說找地下挖出的碎瓦片，對方說這兒就有。
他們跟著老鄉(xiāng)走到磚廠取土的斷面一看，黑色文化層(“文化層”是考古術語，指非自然形成的、含有人類生活遺跡的地層)厚達一米多，有上百米長。大家一會兒就選出了三百多件標本，包括小平底罐、高柄豆、石斧等大體完整的器物。搬到車上后，連下腳的地方都沒有了。回博物館匯報后，館長會議立即決定組織隊伍進行發(fā)掘。
趙殿增馬上要去二灘水庫進行文物調查，其他三人也各有工作安排，就從其他工地上把王有鵬調回來主持發(fā)掘。王有鵬是四川大學考古專業(yè)第一批畢業(yè)生，1963年曾隨馮漢驥參加過月亮灣考古發(fā)掘。
發(fā)掘地點就選在三星堆第三個堆子旁邊，試掘面約100平方米，發(fā)掘出了不少陶片和石器。專家們認為有必要進一步發(fā)掘，為此專門組織了一支發(fā)掘隊，由王有鵬負責，陳德安和陳顯丹都參加。
二陳是同班同學，剛從四川大學考古專業(yè)畢業(yè)。
陳顯丹回憶，他1976年當兵復員，進了四川省文物商店工作，每月工資30多塊錢，看到店里專家收購一件文物動輒就是兩三百塊錢，覺得這個東西很神秘，1977年上大學時就選擇了考古專業(yè)。川大考古專業(yè)實力雄厚，名師云集，如林向、童恩正、馬繼賢等。楊建芳老師上課時聲音細細的慢慢的，晚上不時去宿舍給他們做輔導�？上Ь驮谒胄＿@年，馮漢驥先生就去世了。
發(fā)掘時間定為半個月，經費為三千到四千元。雇民工的工資是一天一元二角，一個月下來就有30多塊，陳顯丹等的工資才52元5角。發(fā)掘小組就住在三星堆二磚廠的宿舍里。
1980年11月，發(fā)掘開始。共布了6個探方，二陳各負責其中兩個。當地農民管他們叫“挖寶隊”，天天來看熱鬧，結果失望地看到挖出來的全是些碎石爛瓦，就勸他們不要再挖了，再挖要賠本的。但他們依然年年挖下去。
航拍和野外繪圖工作結束后，面臨著對考古中發(fā)現(xiàn)的房屋基址、墓葬是否保護的問題。領導廣泛征求意見，有前輩專家提出，遺址的時間不會早于春秋，沒必要過度保護，廣漢縣分管領導也提出“農民要吃飯”，折中的結果是，磚廠不得在遺址內任意取土，取土地點要經考古隊同意。
1982年，考古報告完成。陳顯丹撰寫遺跡部分，陳德安撰寫器物部分，王有鵬負責統(tǒng)稿。報告寫到，遺址已具備夏鼐所說命名一種新考古文化所具備的幾個條件，“如果不敢給它以應有的新名稱，那就未免太保守了”，因此建議將這種古文化命名為“三星堆文化”。
不久，王有鵬離開了考古隊，調任省博物館副館長。“二陳”成為考古隊負責人。
1984年在成都召開的第一次“全國考古發(fā)掘工作會議”被認為是標志著中國考古學黃金時代的到來。在會上，陳顯丹專題匯報了近年來的三星堆發(fā)掘工作，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蘇秉琦認為它“成系統(tǒng)，有特征”，說這才是巴蜀文化，應把它作為學科生長點。
根據成都會議的決定，考古發(fā)掘實行領隊制，領隊必須經過考核，持有執(zhí)照。陳德安和陳顯丹參加了國家文物局在山東兗州舉辦的領隊培訓班，都拿到了領隊執(zhí)照。
三星堆就如同一個最好的練兵場
1986年初，林向找到趙殿增，希望能將考古班學生的實習安排在三星堆。林向說，他當了多年川大考古教研室主任，總是為了爭取實習機會到處“求爺爺告奶奶”，因為在考古界，有的人會有一種“這地盤是我的，你不能到我這兒來挖”的意識。但趙殿增爽快地答應了。
1986年2月，四川大學歷史系考古教研室與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，為川大1984級考古班20余名學生安排了考古發(fā)掘實習。實習分兩個階段，第一階段為考古發(fā)掘，第二階段為資料整理，時間分別為一個半月。
這是三星堆歷史上最大規(guī)模的一次發(fā)掘，分三個發(fā)掘區(qū)，一個學生一個探方，再配4個民工。發(fā)掘收獲很大，通過對16個地層的發(fā)掘，證明了三星堆遺址從距今5000年到2600年的歷史是連續(xù)不斷的。古蜀王國的發(fā)展輪廓，呼之欲出。
尤其是第二發(fā)掘區(qū)，發(fā)現(xiàn)了一個青銅器坑，里面有一件圓形銅瑗、一件方形銅瑗，還有一件玉瑗，可惜都是殘件，推測是一座“墓葬”。
但這并不是什么“墓葬”，而是震驚世界的一號“祭祀坑”。它就在這個發(fā)掘區(qū)往東30米，被發(fā)現(xiàn)的時間僅僅在幾個月之后。
“整個過程你運氣不好，那個祭祀坑就失之交臂了。從旁邊走過，你沒有發(fā)現(xiàn)�！绷窒虻卣f。
陳顯丹回憶，1986年7月18日下午，考古隊正在駐地整理資料，突然一個農民工跑來通知他們，在土坎下15米左右“掏出了玉器”，現(xiàn)場的人都在搶。
陳顯丹和陳德安等立即放下手中的活趕到現(xiàn)場。他們的駐地離現(xiàn)場也就100米左右，不到兩分鐘的時間就到了。
此后的事，就順理成章了。
陳顯丹回憶，1號和2號祭祀坑先后出土后，他們就開始起草文件，申請將三星堆列為國保單位。他和廣漢文教局的一位副局長帶著四川省文化廳和省政府的文件，到國家文物局匯報。1988年1月，國務院批復下來，三星堆被列為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。
“拿到這個東西之后，我們就拿到尚方寶劍了。你不能再在這挖土燒磚了。之后我們就建立了三星堆遺址文物保護工作站�！标愶@丹說。
這次三星堆重啟發(fā)掘，林向一直在看電視直播。他告訴《中國新聞周刊》，指導發(fā)掘工作的四川省文物局局長是他的學生，一向有大手筆。
他說，這次多部門聯(lián)合發(fā)掘，一邊發(fā)掘一邊就檢驗了，而過去他們只能先把材料取回來，再送出去給人家鑒定。比如他從三星堆遺址發(fā)掘的陶器，那么厚的壁，說明很可能是用于冶煉的坩堝，但因為全是灰塵，農民工先要對它清理，一洗全洗掉了，就成一個普通陶器了�，F(xiàn)在考古不一樣了，“一塊泥巴不能丟”，都留下來。這是現(xiàn)代考古的特點，他去國外考察過，發(fā)達國家搞發(fā)掘都是這樣子，都有一個很大的團隊，當時就檢驗了。
林向同時也覺得，公眾過于關注三星堆祭祀坑的視覺沖擊力和轟動效應了。他說，實際上三星堆的發(fā)掘，地層是最主要的，能確定年代分期。什么叫三星堆文化？“祭祀坑”不等于就是三星堆文化，它只是三星堆文化的一個分支。三星堆文化的本質，是長江上游的一個文明之光。這是與夏商周文明并行的另一種文明，既緊密聯(lián)系，而又各不相同。“祭祀坑”就像藤蔓上結的瓜，沒有藤哪有瓜？
他說，田野考古最好采用“墨漬戰(zhàn)術”。如同在一盆水里滴一滴墨汁，墨汁就暈開了。學術也是這樣，一點點研究它，慢慢就通了。
在他看來，三星堆不僅是出了很多驚世文物，更重要的是培養(yǎng)了人。三星堆的百年發(fā)掘就如同一個最好的練兵場，從這里走出去的人，現(xiàn)在都是考古界的頂梁柱了。
(實習生徐盈對本文亦有貢獻)
《中國新聞周刊》2021年第11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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